3、法律和社会角度：

「权利保障」和「胁迫自愿」

如果开放代孕，为了保证代孕双方的利益都得到公平的保障，相关法律支持是必须的。

即使在标榜自由的美国，也只有部分州立法承认代孕，在寻求代孕、签订合同时，要求相关律师及保险公司参与其中，这就需要有第三方生育方面专业知识的律师。

当然，人的问题好解决，没有人的话，教育培训就可以了。不过，法律方面的问题，更复杂的还在于各种法律条款间的完善和支持。

以目前国内法律框架，如果开放代孕，恐怕有很多法律条款需要做修改，从而减少法律条文之间的互相矛盾。

比如如果代孕双方签署合同，要求提供代孕的母亲不得自行终止妊娠，否则要给予赔偿。但是，目前国内法律，是允许早孕期女性自行决定是否保留胚胎的，那么，提供代孕的母亲以此为由，要求在早孕期做流产，而且拒绝赔偿，那么法律上是不是要对这个合同进行强制执行呢?或者说，如果提供代孕的母亲可以像普通怀孕女性一样，拥有对胚胎的处置权，那么寻求代孕的夫妻，他们的权益如何保障呢?

类似的法律问题还有很多。

不仅如此，开放代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必须引起重视，那就是「胁迫」问题。

在一些人的说法中，代孕被认为是女性的生育自由，甚至是贫困女性获取经济来源的重要方式。

但残酷的现实是，代孕收益的大部分还是流向了机构和产业，而所谓的「自由」甚至成为了压迫女性的沉重枷锁。

还是以印度为例，对于寻求代孕的夫妇来说，代孕一个孩子的花费约为 22400 美元，而每位代孕母亲拿到的酬劳仅为 8000 美元左右。

正式开始代孕前，代孕母亲需要签署一份代孕合同。代孕者需要遵从代孕者之家的规定，至于胎儿出生以后是否健康、是否畸形，都与代孕母亲无关;同时，怀孕过程中出现的风险，医院、医生、被代孕夫妇均不承担。

批评人士表示，寻求代孕的夫妇正在以低廉的价格雇用代孕母亲们承受痛苦和风险，从而对印度的贫穷妇女进行剥削。

一旦代孕合法化，那么就有可能在合法的外衣下，存在胁迫女性非自愿代孕，从而获得利益的现象。发生这种「胁迫」情况，和社会分层有关。一个社会的贫富分化越大，权力越集中，越容易出现这种胁迫的情况。

根据 2019 年相关数据，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 40% 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 6.1 亿人，年人均收入为 11485 元，月人均收入近 1000 元。其中，低收入组户月人均收入低于 1000 元，中间偏下收入组户月人均收入高于 1000 元。

国家的经济和 GDP 确实在提升，但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广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相当一部分居民收入水平依然偏低。

在这样的国情之下，如果开放代孕，那么发生胁迫现象的可能性会很大。

总的来说，从医学角度来说，作为一种解决不孕夫妇的医疗技术，代孕并非必然引发罪恶，在充分厘清概念、做好保障、出于自愿的情况下，也并非绝对不能开展。

只是，我们该如何保证所谓的「保障」和「自愿」呢?

这也许是一个很难有答案的问题。

但可以预料到的是，贸然开放代孕，带来的不是生育自由，而是一个又一个物化生命的「婴儿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