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袁仁国是谁?据消息显示，袁仁国，男，汉族，1956年10月出生，贵州仁怀人，在职研究生学历，1974年4月参加工作，198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

1998年的1月31日，农历正月初四，当人们还沉浸在“来吧，来吧，相约九八”的旋律中，一份紧急材料送进了中南海。

这份材料汇报的是，山西省朔州市发现有群众饮用过量甲醇的散装白酒，中毒死亡20余人。

而就在几天前的除夕夜，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春节晚会的朔州市民，也留意到了电视机中跳出的一行小字：

紧急通知：我市近日流入清水、文水、孝义生产的散装白酒，已造成严重后果，望市民不要饮用此酒。

截止当年2月1日，朔州假酒案共查封118个散装白酒销售点，查封白酒5万公斤，收回白酒2万公斤，抓获犯罪嫌疑人35人。3月9日，王青华等6名犯罪分子被判死刑。

假酒案告一段落，但它的影响却非常深远。这起假酒案让山西白酒业从此一蹶不振，当人们谈论到假酒时，一定提及这段尘封往事。

是年，加上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中国酒业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即使是“国酒”茅台，那一年，也出现了严重滞销。

原定下的全年2000吨销售目标，两个季度后却只完成不到700吨。

困难重重下，茅台酒厂的袁仁国却迎来了他人生第一个辉煌。

起步

红军四渡赤水，让赤水河名声远播。这条发源于云南的长江支流河水清澈，蜿蜒曲折在陡峭的大山间。

由于河水没有被污染，流域内盛产美酒，有“美酒河”之称。

距离赤水河茅台镇仅25公里，有一个地方叫茅坝镇，袁仁国就出生那里。

袁仁国的父亲是当地县委办公室主任，一位土改干部，母亲是县里农机公司干部。

袁仁国有兄弟六个，他排行老二，当地人都叫他“袁二”，私交好的朋友则称呼他“袁二哥”。

1973年，17岁的袁仁国高中毕业，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在附近的中枢镇做了一名知青。

年轻的袁仁国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期待，他想大干一番事业，而不是仅仅留在中枢镇每天挑粪到生产队，但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1975年2月16日，春节刚过，贵州省的领导到茅台酒厂考察，领导对酒厂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落实毛主席、周总理万吨茅台酒的嘱托，并要求五年后可以达到量产10000吨。

产量要增加，工人必须要跟上。茅台酒厂决定招一批工人，那一年有350名新工人加入了茅台酒厂，他们都是周边的知识青年。

袁仁国的父亲拖关系，找到了后来茅台酒厂的功勋人物邹开良，将自己的两位儿子送进入茅台酒厂。

就这样，袁仁国结束了两年的知青生活，进入到了茅台酒厂，那一年他19岁。

抉择

袁仁国从一名基层制酒工人开始做起，每天起糟、运糟、酒醅入窖，每天搬运量近5000公斤。

制曲车间环境恶劣，车间温度超过40℃，依然要完成大量的体力劳动。

在基层的车间工作一年后，袁仁国被调入供应科，成为一名保管员。

随后，一个重大的人生选择，摆在了袁仁国面前。

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恢复了，当年冬天举行的高考迎来了570万的考生。

虽然录取了不到30万，但这却激起了无数年轻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求学大军之中，其中也包括了袁仁国。

是参加高考，还是留在这个西南小城的厂里?这对袁仁国似乎并不是什么困难的选择。

袁仁国刚进入茅台酒厂时，厂子工业化程度低，大部分工序都靠人力完成，交通也不便，从茅台镇到北京，辗转需要一周时间。

他还那么很年轻，还有更远大的抱负，哪个年轻人不想走出大山，去见识更广阔的天地?

他决定试一试，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不过，老天并没有站在袁仁国这一边，他未达线。

袁仁国心里多少有点失落，但他想，这也许并不是一个坏的结果。了却了高考的心结，他继续投入到了茅台厂的工作中去。

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他在茅台酒厂这一干，就是43年。且在贵人们的帮助下，一路向上。

贵人相助

袁仁国攀登上茅台巅峰，离不开三个贵人的帮忙。

第一位贵人是茅台酒厂的老书记邹开良，他认为袁仁国“聪明、文字功底也不错”，“我和他爸认识，知根知底”。也正是因为这层关系，袁仁国的升迁之路也颇为顺利。

第二位贵人是有“茅台教父”之称的季克良，1983年季克良选拔一批人才去贵州工学院进修，袁仁国就在其中。光学费就是每年八千至两万元，而那时的工人工资不足百元。

第三个贵人，是袁仁国自己。同期的员工认为袁仁国“聪明”，跟在老师傅后面问东问西，跟他们打成一片，“很会表现自己”。

也正是在贵人的相助和自我要求，袁仁国一步步的从一名制酒的底层小员工，到后来的科员、办公室秘书、办公室副主任、车间主任、支部书记、厂长助理等职。

一直到1991年，袁仁国升任茅台酒厂副厂长、党委委员，踏入茅台管理层。

此时的袁仁国羽翼丰满，只待东风起，大船可远行。

一战成名

1997年以前，茅台处于“计划加批条”的经验状况，政企没有分开，没有真正步入市场经济。

而1997年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挂牌成立，标志着茅台酒厂开始向市场化转型。

但同时茅台酒厂也失去了多年以来一直享受的政府拨款，以独立法人身份进入市场。

1998年，受金融危机和山西假酒案风波影响，全国酒业一片哀鸿。茅台也未能幸免。

最艰难时，甚至有经销商“反哺”茅台，纷纷出钱支持，以保证茅台能够按时给员工发工资。

就在这一年，茅台定下2000吨销售目标，两个季度后，却只完成不到700吨。

袁仁国就在这样的局面下，出任了茅台集团的总经理。可以说，这是摆在袁仁国面前的极大挑战。

虽说外部环境不佳，即使完不成目标，也没有人会把责任全部推到这位新上任的总经理身上，但袁仁国似乎有不一样的想法。而这一次，老天站在了袁仁国的这一边。

他打破计划经济时代白酒统一由省糖酒公司销售的惯例，挑选了17名营销精英组建了一支敢死队，亲自奔赴各地，居然完成了剩下的70%的销售任务。

经此一役，所有人都对这位新上任的年轻领导刮目相看，袁仁国一战成名。

突出重围

在袁仁国攀登茅台巅峰的路上，看上去一帆风顺，然而到2000年，发生了一些变数。

2000年，贵州省轻工业厅副厅长乔洪“空降”茅台公司，担任总经理。

乔洪的到任，使得茅台集团的领导层成了三驾马车的结构——季克良、袁仁国、乔洪。

对于乔洪的到来，没有人比袁仁国更加焦虑。

此时茅台集团，名义上是三驾马车，实际上有11名高管。但袁仁国比谁都清楚，论地位，他排名第二，仅次于季克良。

如果顺利，他将会接替季克良成为茅台的掌门人。

说到季克良，1985年时任厂长的他曾以自己不合适做行政，辞去了厂长的职务，改为了总工程师。

也许和他出生江南，自带书卷气息，和多数苏商的固守稳健、谨慎行事的性格有关。以至后来人们熟悉的季克良，就是标志性的一脸微笑和一头银发。

更为关键的是，2000年的季克良此时已经62岁，随时可能退休。

乔洪的到来，显然成了袁仁国的最大竞争对手。论年纪，乔洪只比袁仁国大三岁，他们都处于年富力强的人生最佳阶段。

论经验，乔洪是为年轻有为的干部，在到茅台之前，做过地委书记、县长、轻纺工业局局长、贵州省轻纺工业厅厅长。

但有一点，乔洪是吃亏的。相比土生土长，十九岁就到了茅台酒厂的袁仁国，酒厂的基层经验成了乔洪最大的挑战。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乔洪后来居然倒在了“足球”上。

2007年，乔洪与朋友吃饭时，被贵州省纪委人员带走，随后“双规”。随后爆出乔洪因2002年组织公司中高层及优秀经销商赴韩观战世界杯足球赛，其间涉嫌接受承办单位贿赂。

2000年年底至2007年3月期间，先后一百余次分别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1323万余元;伙同其弟乔建华共同受贿218万余元;乔洪另有折合人民币820万余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合法。

此时，随着乔洪的落马，袁仁国作为茅台接班人的趋势似乎日趋明朗。

季克良对袁仁国曾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袁仁国从1975年进茅台酒厂，一步一个脚印地从工人干起，对一线生产和经营销售都非常熟悉。

“由他来代替乔洪的位置对他来说轻车熟路，非常适合。”

权力巅峰

也正是从乔洪“双规”的那一年开始，茅台甩开步子，一路向上。

2007年底，茅台市场零售价为688元，部分市场价格超过758元。

2008年的全国经销商大会，季克良显得很高兴，黑色西服，白色衬衣，搭配着红色的领带，这一年，茅台提前两年完成百亿目标。

仅仅六年的时间，茅台的销量酒从当初的10多亿一下子飞跃到了107亿元。

这一年，“双规”的乔洪已在等待法律的审判，季克良有意地隐身于茅台快速发展的光环之后，而袁仁国在等待那个时刻。

2008年年底，茅台市场零售价达到950元;

2009年年底，茅台市场零售价达破千元，部分市场达到1180元;

2010年，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乔洪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2010年年底，茅台市场零售价为1280元;

2011年6月，茅台酒类连锁超市价格为1680元，不讲价;

2011年10月，终于等来了那个巅峰时刻。

袁仁国接替季克良担任茅台集团董事长，茅台集团全面进入“袁仁国时代”。

物禁大盛

在袁仁国任职期间，他曾提出一个目标，超越“全球酒王”帝亚吉欧，该目标在2017年4月实现。

当时，在上交所上市的贵州茅台市值达到715亿美元，而在伦敦上市的帝亚吉欧的市值为711亿美元，贵州茅台超过帝亚吉欧，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烈性酒酒厂。

2018年1月，茅台以超万亿市值超越LVMH，成为全球市值最大“奢侈品”集团。

全球市值最大“奢侈品”集团，这是茅台的巅峰，也是袁仁国的人生巅峰。

人处巅峰，难免高处不胜寒。李斯在权利到达顶峰时，曾发出感慨：

我的老师荀卿说过“物禁大盛”的道理。我原本一个普通小市民，承蒙皇上不嫌弃，才能有今天的高位。现在我已经到了巅峰，物极必反，月满则亏，真不知道我的归宿将是何方?

袁仁国终究没能善始善终，而这一切在2018年5月6日的深夜戛然而止。

这一天，茅台集团紧急召开干部大会，宣布袁仁国不再担任董事长一职，由李保芳接棒，

2019年5月5日，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袁仁国被免去政协常务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协委员等职务。随后，袁仁国被带走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报道称，袁仁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将茅台酒经营权作为拉拢关系、利益交换的工具，进行政治攀附，捞取政治资本;大搞权权、权钱交易，大肆为不法经销商违规从事茅台酒经营提供便利，严重破坏茅台酒营销环境;大搞“家族式腐败”;转移赃款赃物，与他人串供，对抗组织审查。

那一年，袁仁国迎来人生第一个辉煌时，意气风发：

茅台若要在市场上赢得更多空间，要唱好三首歌，一是唱好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现在茅台酒厂也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二要唱好国际歌，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三是唱好《西游记》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路在我们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