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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知识:爱心会枯竭,同情易疲劳

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快,大家现在也慢慢开始关注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因为外界事物的巨大变化,很多人跟不上变化的脚步就会产生心理落差感从而导致引发很多其他的心理病。

最容易出现“同情疲劳”的人群,正是那些最经常帮助他人的人——照顾危重病人的医护人员,开导痛苦人群的心理工作者,向灾民伸出援手的救灾队员,以及最心软最慷慨的频繁捐赠者。

在中国,要通过层层审批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面向公众募款,是非常困难的事。但看起来,让那些业已成立的慈善基金会把善款公开、及时地花到该花的地方,似乎是件更加困难的事。

《红十字会法》规定其经费使用接受”人民政府的检查监督“,却没有向公众公开的责任。但2011年,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一顿饭吃掉9859元,发票曝光后引发“吃的是饭还是血”的争议。此后郭美美话题的不断延烧,更是让红十字会声望落到谷底。而其他基金会的善款使用同样有人非议。2014年年初,爆料人周筱赟指称嫣然天使基金会有7000万善款下落不明。2014年4月,四月网指责壹基金善款拨付迟缓,为雅安地震募到的3.85亿,一年后仅拨付4907万元,不到13%。8月6日,演员袁立则在微博发声,认为儿慈会旗下的天使妈妈基金善款使用混乱,受捐病童后续情况也不清楚。

每出现一次类似事件,对社会善心都是一次打击。如今媒体上,痛苦灾难源源不断,募捐活动接二连三,捐助结果则让人失望。被悲剧和黑幕连续“轰炸”后,原本充满热情的善良公众,很容易因此进入“同情疲劳(compassion fatigue)”的状态。

布什当政时有个黑色笑话——布什召开发布会宣布,“我们将枪杀四千万伊拉克人和一个修单车的”。记者大为惊讶:“什么?为什么要枪杀一个修单车的?”布什转头与鲍威尔说,“你看,我就说没人会关心那四千万伊拉克人。”

这笑话其实有科学依据。从心理学上说,我们看到他人受苦,会感同身受。而捐赠钱物能帮我们舒缓这种情感痛苦。但与此同时,人类对数字钝感,对故事则敏感,会主动帮陷入困境的个体,但对不幸的群体则有点麻木。四千万伊拉克人只是面目模糊的人群,修单车的才是你想帮助的邻家小哥。告诉人们有1000个人因某疾病受苦,最后能募集到的款项,还不如讲述单个患者的人生故事募到的多。

正因如此,如今的募捐活动,往往有着明确的捐助对象,并用这个捐助对象的清晰照片、悲惨故事来诉诸人的情感。看到的人很容易对捐助对象产生感情,觉得“我捐的钱有明确的去向”,于是愿意慷慨解囊。

这种“催款方式”非常有效,但有效的方式如果在短期内反复使用,一而再,再而三,再富有同情心的人都忍不住觉得倦怠。再者,既然当初人们是被“这些钱肯定会按时流向某人某地”打动才愿意捐助,此后对于“钱是不是真的花在了该花的地方”,自然就会更认真计较。

对于基金来说,既然募捐时利用了人的心理机制,此后就该做好准备,及时反馈开支明细和救助进展,来安抚这个心理此后的反弹。当袁立对救助过程有疑问时,天使妈妈基金官方微博说“袁立是故意的”,天使妈妈代言人邱启明说“因为捐了钱就跟大爷似的把人家往坏里头想”。这两种回应实在非常糟糕,不但无助于基金本身建立公信力,更会加速捐款人的同情疲劳。

自愿捐助尚且如此,有时捐助带有道德压力(“怎么才捐那点儿”),有的甚至是强制性的行政摊派,更会加速耗竭人们的爱心。同情变成失望,失望变成愤怒,有人捂紧了钱包,有人开始追责质询,而红十字会发一条募捐微博,“收获”的只有几万个“滚!”。

最容易出现“同情疲劳”的人群,正是那些最经常帮助他人的人——照顾危重病人的医护人员,开导痛苦人群的心理工作者,向灾民伸出援手的救灾队员,以及最心软最慷慨的频繁捐赠者。 一个人越是能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就越是容易把别人的创伤变成自己的创伤,这种创伤还会慢慢累积,直到一个人不堪重负,变得愤怒、悲哀甚至抑郁。因此,助人者要多注意自己的心理状况,提高自己的减压能力和情绪管理能力。而募款机构则最好永远铭记一点:善心时时要呵护,好人常常需治愈。

所以说,心理活动是每个人都有的。然而这样一个别人不知道的思想角落,往往容易被他人忽视。所以我们自身必须时刻关注自己的内心需求,不能让自己太压抑,需要帮助的话一定要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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