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现在很多考古文献都说明了以前的人类是经历过大迁徙的，而且迁徙的程度和距离也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一切不过是为了更好的生存，这是一种自古有之的常态。

许多索马里难民为逃离国内旱灾，居住在肯尼亚人满为患的达达阿布难民营。来源：Lynsey Addario/Getty Images Reportage

经此一疫，几乎所有人类都体会到的一种不安作为新增的一条证据，和记者Sonia Shah收集到的研究与传闻一起印证了她的观点：迁徙并非什么异常之事，而是“一种一如既往的现实”。《下一场大迁徙》预计，人类和非人类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迁徙将是一个和生命一样古老的故事的最新篇章。据作者推测，这类迁徙是自然、普通而且基本无害的。

Shah强有力地指出，反对移民的政客歪曲和错用数据，制造出了没有必要的残酷障碍。她讲述了一些家庭在迁徙过程中苦苦挣扎的悲惨故事，摆出证据说明移民在整体上比迁入国的常住居民更加健康，暴力犯罪的倾向更小。而且研究表明，移民有利于迁入国的经济。

谈到植物和动物，她指责生物学家滥用数据，使引进物种(introduced species)看起来比它们实际要糟糕;她控诉著名的生态学家Charles Elton故意挑出最具破坏性的引进物种做案例研究，比如海七鳃鳗(Petromyzon marinus)原本源于大西洋，后来摧毁了北美洲五大湖区的鳟鱼种群。她直言已故的生物学家通过将移除非本地物种所需的成本纳入计算中，夸大了非本地物种的经济影响。Shah总结表示，入侵生物学家(invasion biologist)预测的“生态末日”(ecological Armageddon)并未发生。

作为一名生态学和保育领域的作家(2011年出版了《喧闹的花园》(Rambunctious Garden))，我的专长是在Shah所论及的非人类迁徙。她倾向于将许多专家们认为极其不同的生物迁徙合在一起，这一点让我觉得奇怪。一年一度的迁徙，比如斑头雁(Anser indicus)每年从蒙古飞越喜马拉雅山抵达印度再返回，和种子传播以及动物为寻找新领土和配偶而进行的迁徙，一般不能和人类参与的跨洋迁徙相提并论，比如故意将亚洲龟引入夏威夷养殖以作食用。前者被视为是自然而有价值的过程，而后者被认为是不自然、一般也不可取而且具有潜在危险的。但是，Shah通常忽略了人类的角色。

一般情况上看，未来人类或许也会有大迁徙的可能。如果海平面持续上涨，那么日本理想的迁徙目的点大概就是中国这边。另一个方面，因为疫情影响，也有很多美国人放弃了美国国籍，就为了去更安全的地方。

印度查谟附近的斑头雁，每年冬季从西藏迁徙到中亚。来源：Channi Anand/AP/Shutterstock

也许那是她观点的一部分。毕竟，我们评判物种迁徙的方式取决于我们的文化，我们所划分的边界可能和我们的国家边界一样武断。人类不过是会用iPhone的灵长类;为什么要区别对待随人类移动的物种和自由移动的物种?如果猴子可以在大西洋形成后的3000万年抵达新世界(New World);如果红薯可以自己乘筏抵达玻里尼西亚;如果夏威夷寇阿相思树(koa tree)的种子可以在半个地球之外的留尼汪岛买到，那么即使是跨洋迁徙也是完全自然的。遥远的岛屿还怎么可能发育形成“本地”的动植物?

大部分的入侵生物学家反驳说，从哲学角度讨论“自然性”(naturalness)没有太大意义。他们关注的是迁徙者对于新家园的影响。许多生物都是自行各处游走，这个事实本身并不能证明引进物种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大部分非本地物种不会形成种群，或者没有有害影响——正如Elton所写，“从未发生的入侵数不胜数，入侵发生后不久、甚至发生了很多年了最后却失败的，也不计其数。”尽管如此，仍有一小部分入侵确实站住脚了。其中一些——大部分在岛上或湖里——对本地物种造成了灭绝威胁。

这种灭绝一定是在和人类无关的长距离迁徙后发生的。比如，4100万年前啮齿类动物突然抵达南美，可能就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确实，几百万年的全球迁徙，包括过去几千年里人类偷渡或作为“伴侣”携带的动植物的旅程，影响了我们如今尝试保护的生态系统。

但是，当今世界重大迁徙的速度远远高于从前。在人类抵达夏威夷之前，每百万年就有30个新物种抵达当地。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夏威夷每年约出现20个新物种。这里不得不从伦理的角度说一句，当人类迁移物种时，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来缓和这样做的后果。在1788年欧洲人定居澳大利亚后引进的猫和狐狸，推动消灭了22种本地哺乳动物，比如荒漠袋狸(Perameles eremiana)和白尾巢兔鼠(Leporillus apicalis)。许多引进物种不会造成严重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希望阻止灭绝事件发生，那么就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对这些引进物种的子群进行管理。Shah分析这些细节的精细程度没有达到专家们的预期。

但是，我同意她的一点是，比较我们对于人类移民和非人类移民的态度是绝对有意义的，尤其是在气候变化使此类迁徙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尽管人类暂时因疫情封锁措施而受限。随着地球升温，树木向山上延伸，蝴蝶向北飞，鸟儿挪地腾窝。人类也一样，正“沿着地球的温度梯度，由南向北”迁徙流动，Shah写道。她预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人类迁徙将由持久的干旱引起。气候性迁徙不会是一次直截了当、可预测的人类浪潮。她说每一个迁徙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和个人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展开。

气候变化意味着我们必须允许——并且协助——被迫迁徙的人类、植物和动物生存下来。不要加固我们的边界，不惜一切去阻止变化，而要帮助移民安全有序地流动。现实会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迁徙是不明智的，比如将动物捕食者迁至遥远的岛屿。但是，我们必须直面那必然的事：我们的社会、政治和生态世界正在急剧变化。由此而改变的社区不仅仅是换了模样而已，它们通常具有更强的适应力，可以在我们这个正在变暖的世界里茁壮成长。正如Shah所写，“我们可以将迁徙由危机化为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