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患者的真实故事

有一位老人，患了尿毒症。接受血透，一透就是五年。终于在某一天，等来了做肾移植的机会。

那是冬季的一个早晨，他的儿子早早赶到病房。虽然外面寒风瑟瑟，雪花飞舞，病房内也没有空调，但

是父子俩的心里还是暖暖的。

因为家境并不富裕，血透一次的费用大概在伍佰元，而当时他儿子的工资只有两百多元。也就是说：他

儿子两个月的工资只够一次的血透。

按照医生的推荐，每周三次血透的效果会比较好。

老人为了省钱，坚持减少一次血透。每周只有两次的血透，使得老人每次再血透的前一天晚上，就开始

全身浮肿，整夜呻吟叹气。

一度，老人还时不时地透露出厌世的情绪。每次数小时的血透，他看着自己的血液在管子里不断地循环，

如此漫长。他甚至觉得，他拖累了家庭。

这次移植的消息，无疑给他和家庭打了兴奋剂。因此，一早他就早早地披着大衣起床。

病房的一位护士拿来一件手术病号服，扔到病床上。说：“马上要去手术室了，你到走廊的厕所里自己

换上衣服。”老人拿了衣服。过了许久，老人哆哆嗦嗦地从厕所出来，打了好几个喷嚏。在厕所外面等的儿

子，赶紧给他披上大衣。老人说：“厕所里很冷很冷，窗户上的一块玻璃也破了。为什么医院也不修一修啊！”

刚说着，医院的护工来接他，去了手术室。

儿子在手术室外面焦急地等待着。大概过了一小时，主刀医生从手术室的门里出来。医生无奈地告诉老

人的儿子：“这次移植要放弃，因为手术中发现病人盆腔和肚子里的血管条件太差，无法做。”

事后，老人的儿子非常地惭愧和自责。

他后悔没有亲自陪老人一起去厕所给老人挡档寒风，他后悔没有在手术前好好地给老人检查一下肚子里

的血管。哪怕给他摸一下脚上的脉搏，也许就会想到肚子里的血管有闭塞的情况，也就避免白挨这一刀。

可能大家已经知道，这位老人就是我的父亲，我就是病人的儿子。

我在行医的时候，都会想起这件事情，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忽略病人的感受。

行医初始

如果在20年前谈现在的手机和，几乎是天方夜谭。几乎不会有人相信这玩意儿会挤掉电话机。

同样，人们很难预料到20年后的医疗是怎么样的。

我很幸运地看到，并亲历其中。1992年，我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研究生毕业，有幸到当时还很有争议的

浙江邵逸夫医院工作。所谓争议，是一家完全颠覆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化医院突然出现在中国，从文化和观念

上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邵逸夫医院开张后五年是由美国琳达大学医学中心托管，从院长到科室主任、护理部主任都来自美国。

当然也有许多从其他附属医院派来的中方专家。

在20年前，我们第一次看到一家没有酒精气味、门诊大厅里摆有鲜花和植物的医院。而那时候，老百

姓心目中的医院形象是：上白下绿的墙壁，充满酒精气味。

曾经员工们（包括我）抱怨医院太浪费。在门诊大厅放置那么多盆景和植物，病房走廊里的灯大白天都

亮着。然而，美国院长说：医院的环境要比病人家里还要温馨，病人才会感到信任和心情放松，对疾病的恢

复也有利。

在20年前，我们第一次懂得病床之间需要用布帘相隔开以保护病人的隐私。第一次知道检查女性病人的

时候必须要有女护士在旁。而在当时，别说病床间的布帘，连有些国内著名大医院还有男女混住的病房。

在20年前，我们第一次知道应用偱证医学对于病人治疗结果的重要性。

说到偱证医学，我们的观念改变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漫长过程。

一直我们的查房，说得最多的是：“以前我用了什么方法治好了一位病人，所以这个方法是好的。”这

让美国医生很担心，因为个人有限的经验可能会误导年轻医生。正如一个人从三楼跳下没有死，并不代表大

部分人从三楼跳下没事。

而经验性的行医理念，在中国还是根深蒂固。

在中国，治疗普通感冒的经验有上百种，除了输液、抗生素，还有搓手心、捏耳朵，甚至放血。而偱证

医学告诉我们：普通感冒是一种自限性疾病，多饮水、休息，绝大多数会自行恢复。

也就是说：无论你是捏耳朵和捏屁股，感冒都会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我们觉得很新鲜的理念，后来也慢慢成了国内医院的常规。

我也慢慢地体会到：我们用来给自己找理由的所谓“文化和背景”，其实大部分只是处在不同的文明进

程阶段而已。

三个理念关于备皮

所谓备皮，就是手术前剃毛。那时候，年轻医生如果在手术前一天忘记在病房给病人备皮，第二天一定

是要吃批评的。美国在70年代做了大规模的对照研究，结论是：手术前一天备皮，感染率比不备皮还要高。

手术当天备皮的感染率最低。再做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使用脱毛剂或者剪毛，感染率比剃毛低。

而在中国的几乎所有医院，术前一天在病房用剃刀备皮非常普遍。更有甚者，做上腹部手术，也把下身

刮得干干净净。

我当时看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献，就斗胆在当天手术室里备皮。结果被护士长投诉，挨了批评。原因是违

反原则，而且搞得手术室一地毛发。

大外科主任和一位来自北京的著名专家（当时的副院长）都表示：他们经常去美国，从来没有见到过医

生在手术室备皮。而且，我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美国的年轻医生，竟敢这样做。

领导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了我。我感到委屈，因为我是根据权威教科书《TextbookofSurgery》上说的去

做的啊！后来我去了美国，才发现自己是对的，两位教授是错的：美国医生都是在手术室备皮。只不过他们

没有把剪下的毛发搞得一地。

有人说，国质差异。

但是，很快这种说法被证实是错误的。

96年，由浙江护理学会发起的有关手术备皮的多中心试验课题，重复了美国的研究。结果惊人地相似。

可是，我们已经落后了整整20多年！

至今，还有许多医院仍采用术前一天备皮的不良习惯。无知，或不愿改变。

关于输液输液大厅，是中国特。

去过国外医院的朋友都知道，医院门诊是没有输液的。

道理也很简单，除了急症需要快速补液，或是消化道无法进食的情况以外，能吃能喝的病人，为什么要

输液呢？输进去的是生理盐水或葡萄糖水，和喝进去的没有任何不同，只是增加了输液的并发症。

而国内的输液大厅，越来越大，越来越豪华，有些地方还用上了航空椅，配上DVD，大有把输液进行到

底的决心。邵逸夫医院当初不设输液大厅，遭到了来自患者甚至医务人员的反对。不过几年后，不轻易

给病人输液，最终反倒成了医院的好口碑。

可喜的是，国内越来越多的医院认识到这个问题，取消了门诊输液，只开放急诊和病房输液。

关于患者权利

下面的问题，常常摆在医生的面前。

患者被确诊为癌症，家属要求医生别告诉病人本人，对病人隐瞒病情。如果您是医生，您会怎么做？

一、向病人隐瞒病情的请举手。（全会场没人举手）

二，不向病人隐瞒病情的请举手？（全场3/4举手）

换一个提问方式：如果我是癌症病人，我是希望医生告诉我实情，让我做好一切准备后配合治疗呢？还

是希望医生隐瞒病情，以致后来越来越怀疑治疗的效果呢？

有研究表明，家属往往低估了患者的承受能力。而受到隐瞒的病人，对治疗的配合比知情的病人要差，

承受的痛苦更多。甚至出现了对家人、对医生的信任障碍。一旦失去信任，治疗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除了知情权，病人权利还体现在隐私权上。美国医生们反复要求中国的年轻医生，不要在公众场合，

如电梯，过道上讨论具体病人的病情。至今，邵逸夫医院的电梯里还贴着提醒的告示：请不要在电梯里讨论

病情。时隔20多年，我们有多少医院可以做到？有多少医生可以做到？

困惑怀揣着建立一个理想的独立血管外科的梦想，2002年，我从三甲附属医院---邵逸夫医院辞职。

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去浙江省人民医院（三甲）组建血管外科，二是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二甲）组

建血管外科。冲着后者院长的发展热情和开拓精神，我放弃了三甲医院做血管外科主任的机会，来到当

时规模较小的杭州市第三医院。从三甲医院跳槽到二甲医院，自己石沉大海。第一个月内几乎没有病人

来看我的门诊。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去了哪里，也没有人知道你有多优秀。

哪个时代，跳槽对于医生来讲，真的是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就仅仅一个月前，我还是邵逸夫医院的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来找我看病的患者门庭若市。

我深刻意识到，中国医院平台的影响，远远超过医生品牌。老百姓在信息缺乏的情况下，看病只能找医

院，而不是找医生。

但我认为，这不符合患者的利益。设想一下，在一个名气够响的三甲附属医院，不管你的医疗技术高低，

只要您坐在诊室，病人蜂拥而至。这正常吗？

我开始用在邵逸夫医院学来的理念为每一位患者服务，并且在科室推出“医患沟通制”。良好的医患关

系，加上治疗技术上的不断创新，通过口碑和互联网传播。

仅仅两年时间，在卫生局的支持下，成为了杭州市血管外科中心，属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血管专科。

后来，有些上海病人赶到杭州来找我看病。我很惊讶，上海的医院高手如林，为什么要跑到杭州呢？

我有了想法，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理念和技术，在上海建立血管外科呢？

于是，在2007年，辞去杭州市血管外科中心主任的职位，加盟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在医院领导的支

持下，建立了血管外科。我的医生团队很快在病人中建立了口碑，在好大夫在线的病人投票排名中位居血管

外科首位。

渐渐地，我又无法解决一个瓶颈。

我们的价格体系，严重地低估了医生的劳动价值。在一个手术中，如果不用药和检查，医生的收入很难

保证。而过度医疗，又是违背我的原则，损害病人的利益。另外，病人的挂号预约也是我的心病。

我们的特需住院病人占了全院的大部分比率，收入也有很大的增加。但是，手术医生的劳动回报，靠豪

华的病房费拿出一部分来补贴，这让我的内心并不安。如果靠药品的灰收入来弥补，一是损害患者利益。

二是有损我的团队品牌，这是我不愿意见到的。

作为科室主任，我觉得对不起手下的医生们，没有给予他们有尊严的工作回报。我再次感到无助和迷茫。

偶然的会诊机会，让我了解到私立医院。

一位从菲律宾慕名而来中国的静脉曲张患者，他的一条腿是在公立医院做的手术，另外一条腿的手术，

是在私立医院。

她把两次经历做了一个比较：她说，为什么第一次手术，我被脱光衣服躺在手术台做麻醉时，听到

来来往往与手术无关人员的说笑声。当时我就有种羞辱感。为什么，在我躺在手术台上才要求我麻醉签字，

手术过程中还听到护士在喊找麻醉医生。

而在私立医院，您作为主刀男医生，在麻醉的时候，都在室外回避。麻醉医生在手术前和我足足沟通了

半个小时，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和我谈心放松我的紧张情绪。

她问：虽然主刀医生是同一位，为什么给我的感受如此不同？虽然私立医院价格高，但是我更愿意接受。

其实我心里明白，中国公立医院的医生，工作好似走马灯，一刻不停。他们很努力，但也无奈。

中国的公立医院，长期处于朝南坐的服务模式，体制内形成的服务意识，已经很难改变。一个缺乏公平

竞争的医疗环境，会自己意识到问题所在而做出改变吗？

思考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的梦想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每一次跳槽为什么都没有解除我心中的困惑？

我的理想，难道就是主任医生、教授？难道就是查房的时候被前呼后拥？难道就是让病人半夜起来排队

挂号？难道就是学术会议上坐上主席台？

我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一次无意中在柜子里看到一只大皮包，母亲告诉我，将来你长大了做医生，就

带着这个包去出诊看病。我还想起我在医学院毕业留言上写下的人生追求：做最好的医生

是的，做一个纯粹的医生！这个梦想一直就在我的潜意识里。我的每一次跳槽，都是这个梦想在引导我。

也正是梦想和现实的落差，困惑了我。

行动这次，我下了决心，做出一个彻底的决定：离开体制，放弃编制，做一名自由执业的医生。

我签约了上海的第一家医院-------上海沃德医疗中心。等团队建设成型，下半年还要计划签约北京的高

端医院。至今短短七个月时间内，已经为数百位血管病人进行了手术。

在我签约的医院，病人在消毒的时候，护士会调高手术室的温度，以免病人受凉感冒。

在这里，所有的门诊和手术都是预约制。病人可以从容地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在预约的时间赶到

医院就可。在这里，医生可以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仔细询问病史和研究病情，对病情的治疗方案作个体化的

设计。主刀医生会用最先进的设备亲自定位血管的病变。在这里，因为手术和麻醉技术的不同，静脉曲张

病人无需住院和使用抗生素，术后3个小时可以行走回家。

在这里，病人的一切待遇等同于我的家人。不用托人开后门，不用送红包，不用担心联系不到医生。

最近我又认识了许多自由执业的同道们。他们有的已经是体制内的著名专家，有的是著名公立医院的技

术骨干，为了理想，放弃了编制和职位。

结语自由执业，除了勇气，还需要智慧，更需要一个强大的内心。

有记者问我，你们完全可以在公立三甲医院做你的主任。现在自由执业后，病人会冲着医生品牌来吗？

将来你们这些自由执业医生的养老怎么办？体制内的少数同行在背后诋毁你们怎么办？

我说，尽管我们的医疗体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尽管有些体制内的同行思维还没有开放和时代合拍，尽

管自由执业还要面临各种困难，但是我认为我们还是迎来了最好的历史机遇。

感谢这个时代！支撑我不放弃、不妥协的理由也只有一个：关爱患者！

因为，我们医生自己将来也会成为患者。

【一年后，医生集团在上海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