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实名检测冲击波

不知从何时起，实名制已然演变成一种“潮流”，继火车

票、危险性刀具、等实行实名购买后，艾滋病检测亦试

图以实名制“保驾护航”。2月9日，湖南省疾控中心透露，

艾滋病检测实名制目前已写入《湖南省实施＜艾滋病防治条例

＞办法》，该条例有望今年颁布实施。而此前，广西壮族自治区

艾滋病防治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其中亦提及实名检测，并

指出，接受检测者须在得知确诊结果之日起30日内将感染艾滋

病的事实告知配偶，30日后，当地疾控机构有权告知其配偶。

对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公开表态，认为这

是一种“有利于治疗和预防”的做法。但据时代周报了解，不

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以及民间防艾团体均强烈反

对此项措施。于是，一场拉锯战就此开场。

被吓跑的感染者

刘陈男第一次参加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VCT）是在2005

年。彼时，VCT在中国推行不久，大学在读的小刘是一名防艾

志愿者，与HIV感染者有过不少接触。“时间一长，身边的朋

友便有些担心。”于是，他萌生了参与检测的念头。

“当我一迈进北京市疾控中心的大门，心里就开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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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刘陈男说，这种情绪很难控制，即便理智告诉自己，应

该不会有事，但脑子里还是忍不住地拼命回想，最近一段时间

的哪些情况可能导致感染。

“尤其是等待结果时，紧张的感觉越来越强烈，甚至有一

逃了之的想法。”此后，由于从事与艾滋病相关的工作，刘陈

男每半年就会检测一把，尽管不再如当初那么“担心”，但忐

忑之感从未消失。

据小刘回忆，第一次参与VCT时，初筛只有一个步骤：他

只需在采血前留下一个“称呼”，以便稍后“准确”地领到自

己的报告单。五六年后，这一流程已逐渐完善，但始终不要求

实名检测。

实际上，我国的HIV检测分为初筛、确诊两步，初筛结果

显示阳性者不一定已感染HIV，需要进一步确认。而VCT开展

至今，多数省市采用的做法是，初筛可以匿名，但确诊后需登

记实名信息。在一些接受时代周报采访的防艾专家看来，前者

是为保护个人隐私，后者则便于监测感染者的病情以及艾滋病

的疫情。

不过，这种做法并非没有漏洞。“2009年上半年，我在北

京佑安医院曾碰到一个20多岁的男生，当时，他完成检测后便

‘消失’了，由于留下的电话号码并不正确，检测结果一直留

在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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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刘陈男再次见到这个男孩时，他已病得很重，住院不到

一个月便去世了。而他的博客清楚地记录了相当一段时间中身

体病症的变化，由此可见，很早之前，他便怀疑自己感染了艾

滋。

“如果没有实名制，连检测结果都很难通知到感染者，也

很难对其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2月8日，王宇就部分省市

拟推行艾滋病检测实名制表态，肯定了这一做法。

管控所有“可能的感染者”

“试想，一个人若担心自身感染了某种病毒，那么，必然

希望了解真相，但为何最终选择逃避？”周扬（化名）2004年

确诊HIV阳性，两年后在上海创办了一家针对艾滋病感染者和

病人的健康互助会，长期在病友社区工作。

“因为，很多人至今认定，艾滋病必死无疑；他们认为，

得到一个艾滋病人的名声后，自己将无法生存。如果解决了这

两个问题，那么，实名或者匿名都将不是问题。”周扬说。

老季也是一名病人，北京健康中心感染者小组成员，负责

一条“同志感染者”热线。“初筛时，如果检测者能把病人的

思想工作做到位，一般不会出现太多流失。”在已有11年病史

的老季看来，问题在于检测者的态度及关怀水平。

“如今，即便是某些三甲医院，不少检测者亦对艾滋病缺

乏了解，内心恐惧，那么，当他参与这方面工作时，必然会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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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检测者带来负面影响。”

而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来说，他们的担心还来自于隐私泄

露。“我接听热线时常常听到这样的情况，感染者在北京做完

检测后，还没等回去，老家当地的疾控中心就打来电话，通知

其确诊，而且，他的家人均已知晓。”老季认为，按照目前各

地疾控中心的做法，检测结果通常要反馈至原籍地址，这对外

出打工的感染者来说，“压力太大”，“当他自己还没缓过劲

来时，全家人甚至全村人都已经知道了”。

“病人流失，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关键在于我们的反歧视

工作做得不到位，初筛时的检测前咨询做得不好。”卫生部艾

滋病专家委员会委员、《同》作者张北川对时代周报分析。

对此，中投顾问医药行业研究员郭凡礼则有另一番见解。

“病人流失率高，这是相关部门为支持实名制而提供的一种说

法，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做完检测但不看结果，这种心态

其实不太容易理解。而且，据一些医生反馈，这方面的问题并

不突出。”

北京市地坛医院性病艾滋病治疗中心主任伦文辉长期在一

线工作，在他看来，检测结果通知不到人的情况很少出现。

“我们的医生会单独将阳性结果交给病人。既然花了钱，他们

肯定希望知道结果，如果没有领取报告，大多已是在其他医院

查出了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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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流失率高的说法有待论证，那么，检测实名制意欲何

为？王宇此前曾表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可能通过不洁性行为

或其他方式感染其他人。而国际上的很多研究已证实，只要患

者知道自己是阳性感染者，他的艾滋病传播活跃程度就会下降

大约70％，因此，单纯通过检测和告知就是很好的控制方式。

“卫生部门显然是从公共健康安全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

们的想法是希望更多地掌握阳性者的信息，对他们的病情进行

持续跟踪，从而确保其他人的安全。”郭凡礼说。这番初衷

固然美好，但是，检测实名制的做法一经公开征求意见后便立

即招致了诸多质疑。

不应强推实名制

2月12日，智行、岭南伙伴社区支持中心、同城社区、同

志亲友会四家广州民间防艾机构联合约见媒体，公开反对“检

测实名制”。近年来，这4家机构与广东市疾控中心合作，开

展针对同性恋等隐蔽体的艾滋检测，规模超过每年4000人

次，而其中有机构目前明确表示，若有关部门推行“强制告

知”，其将退出此类检测项目。

面对时代周报记者，周扬和老季亦持反对态度。“实名与

匿名，这两种手段各有欠缺之处，目前的政策调整其实治标不

治本，而‘本’是什么，是中国社会几十年未变的艾滋歧

视。”周扬认为，由于缺乏完善的配套体系以及宽松的社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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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初筛实名制并不一定就能提高检出率。

而老季和他的病友们一聊，发现大家最害怕的便是隐私泄

露。“在农村，没有不透风的墙。那些县级的疾控中心，工作

人员的素质不高，而亲戚、朋友关系又很复杂。等实名制后，

他们一嚼舌头，大家就都知道了。”

实际上，近年来，我国的艾滋病疫情开始向普通人扩

散，感染者发病进入高峰期，而防控工作的首个难题就是，由

于歧视现象依然存在，感染者不愿主动检测，艾滋病的检出率

较低。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此前

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曾表示，目前，全国还有56%的感染者未

被发现，处于隐蔽状态。

“我国急需扩大检测，找到这些感染者，并对他们进行较

好的治疗和关爱。目前，相当部分的艾滋病人尚未找到，而已

经找到的病人中，又有50%左右没有接受治疗。”清华大学艾

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林琦告诉时代周报。

而若实行检测实名制，同志亲友会在其中进行的

调查显示，60%的网友选择不再参与检测。“由于中国社会普遍

排斥艾滋病，即便匿名，不少病人尚不愿主动检测，在此基础

上，若改为实名，他们只怕会更不愿意。”郭凡礼如是分析。

不过，香港的情况却大为不同。老季曾在那里的几家医院

实习，研究过他们的VCT流程。“香港的整套做法总结了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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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虽然也要求实名检测，但能很大程度地减少病人的顾

虑。”

据介绍，香港的VCT检测实行预约制。医院会事先安排，

使得每个病人拥有独立的检测时段，同时，检测室是“穿堂

门”的设计，前门进，后门出，避免病人在候诊及检测时碰

面，造成“隐私泄露”。“检测前，护士会与病人进行一对一

咨询，两个人连聊天带谈地就把咨询表填完了；而结果出来

后，不管阳性还是阴性，医生都会通知病人来医院，当面告

知。”相形之下，内地的医院很少能够达到这样的服务水平。

“其实，我们做VCT时若能把检测前咨询这一块做好，病

人就会自然地说出实名，根本无需强制。所以，若用法律法规

的形式把实名制固定下来，我认为，意思不大。”

张北川告诉时代周报，提出检测实名制的动机是所谓的保

护公共健康，但为了达到这一效果，有关部门应考虑得宽泛一

些，而不是仅仅要对那些可能的阳性者实行管控。

“在艾滋病防控上，我国的一贯做法是一手软一手硬，对

人的管控很‘硬’，反歧视的工作很‘软’，如果一直如

此，那么，结果恐怕不会与初衷一致。”张北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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