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心中颤栗。这不是我起的题目，是她自已——那个费城的女人对自已的

命名。在那个秋天的午后，在费城雪亮的阳光下，我们都觉出彻骨的寒冷。

从华盛顿到纽约，中途停顿。从费城下火车，拖着沉重的行囊。我们(我和翻译安妮)要

在这里拜会贺氏基金会的热娜女士，进行一场关于女性的谈话。在计划书上，是这样写着：

我们将同贺氏基金会的负责人热娜一同共进午餐，地点由她选定，费用AA制。

热娜是一位身材瘦小的白人女性，面容严峻。握手的时候，我感到她的手指有轻微的的

抖动，似在高度紧张中。她同我们抵达一座豪华的五星级饭店，闹得我也开始紧张。

我觉得美国人普遍受过训练，谙熟在察觉自我紧张之后的处理方式，那就是将它现形，

直接点出紧张的原因，紧张也就不攻自破了。落座后，热娜挑明说，我有些紧张。通常，我

是不接待新闻和外事人员的。只是因为你是从中国来，我才参加这次的会面。基金会接到来

自世界各地妇女的，每年约有一万次。但是来自中国的，一次也没有。从来没有。

我说，当中国妇女了解了贺氏基金会的工作之后，你也许就会接到来自中国的电话了。

热娜开始娓娓而谈。

贺氏基金会主要是为可能切除子宫和卵巢的女性提供咨询。在基金会的资历料库里，储

存着最丰富最全面新近的有资料，需要的女性都可以免费获得。

据我的统计，全世界有九千万的妇女被切除了子宫，其中的六千万被同时切除了卵巢。

在美国，卵巢和子宫，是女性最重要的性器官，它们不是不可以切除，但那要为了一个神圣

的目的，就是保全生命的必须，迫不得已。而且，身为将要接受这种极为严重的手术的女性，

要清楚地知道将要发生在自已身上的是怎样的一回事，它有哪些危险，不但包括暂时的也要

包括长远的。

但是，没有，没有人告知女性这一切。有多少人是在模糊和混乱的情形下，被摘除了自

已作为女性的特征。我个人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说明。

我的经历对我个人是没有什么帮助了，但我要说，因为它对别的女性可能会帮助。噩运

是从十八年前开始有。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系任助理研究员，同时还在上着学。那幼儿

园里去，晚上十点半才能回到家。我的月经开始不正常，出血很多。我的好朋友为我介绍了

一个医生，我去看他。他为我做了检查之后说，我的子宫里有一个囊肿，需要切除。我很害

怕，就连着看了五个不同的医生。他们都说需要切除。我记得最后位女医生，她说，你必须

做手术，你不能从我这里回家。因为你回之后可能会死，那样你就再也看不到你的孩子了。

我说，做完了手术之后，会怎么样呢?她说，你会感觉非常好的。我还是放不下心，就到图

书馆去查资料，书上果然说得很乐观，说术后对人不会有什么影响。我相信了这些话，同意

做手术。

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的感觉不好，很不好——我的第六感告诉我。我把不安对丈夫说

了，他是一个律师，听了以后很不高兴，说你不要这样婆婆妈妈的，医生说你不做手术会死

的。填手术申请表的时候，他说，这上面有一栏，必要的时候，除子宫以外，可能会切除你

的卵巢。我说，我不切。他说，可是我已经签了字了。我说，你换一张表吧，另签一次。这

件事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犹太节的前一天。

后来，在手术中，没有征得我们的同意，医生就把我的子宫和卵巢都切除了。我是满怀

希望地从手术中醒来的，但没想到，我整个地变了一个人。那种感觉非常可怕，没有词可以

形容。我从医院回到家里，觉得自己的房子变得陌生，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我极力说服

自己忽视和忘记这些不良的感觉，快乐起来，但是我的身体不服从我的意志。子宫不仅仅是

一个生殖的器官，而且还分泌荷尔蒙。切除之后对女性身体的影响，大大地超过人们的想像。

据统计，百分之七十六的女性切除子宫之后，不再出现性高潮，不再接受刺激，内

也丧失感觉。很多女性的性格发生改变，变得退缩，不愿与外界打交道，逃避他人。如果你

因此去看医生，医生总是对你说，这是心理上的问题，但我要用自己的经历说明，这不是心

理上的，而是生理上的。

我的身体一天天差下去，时完全没有感觉，先生就和我疏远了。我把自己的感觉告

诉他，我说，我走路的时候，总是听到声响，我以为是背后有人，回头看看，没有人，可是

那声音依然存在。后来我知道了，那声音是从我的盆腔里发出来的。可他不愿听。两个月后，

我的情况越发严重起来。我的腿、膝关节、手腕、肘部……都开始痛，我连吃饭和打电话的

力量都没有了，甚至看书的时候，没有力量翻动书页。我去看骨科医院，他说我的骨骼没有

毛病。但是我的症状越来越重，医生们怀疑我得了某种不治之症，把我关进了隔离室。我连

被子的重量都承受不了，医院就为我定制了专门的架子，放在床上，以承接被子的重量。

就这样煎熬着。医生们不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但我非常痛苦。后来我的丈夫和我离婚

了。有一位实习医生说，他认识中国来的针灸大夫，或许能看我的病。我半信半疑地到中国

城去了趟，那里又脏又破，简陋极了。我是一个受西方教育的人，我很相信西医。我什么也

没同针灸大夫说，转身就走了。

这样又过了两年。我的体重下降得很厉害，只有七十五磅，再不治，我马上就要死了。

每天睁开眼，我就想，我还有什么活下去的理由呢?我想自杀。但我想到，一个孩子，他可

能有第二个父亲，但他不会有第二个母亲。为了孩子，我要活下去。后来我的朋友把我抬到

针灸大夫那里。前几次，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疗效，但是从第四次起。我可以站起来了。到

了第二个月，我的骨骼就可以承受一点重量了，我能戴手镯了。

每周两次针灸，这样治疗了九年后，我的身体渐渐恢复，我开始研究我所得的病，搜集

资料，我的孩子也帮着我一起查找。这一次，我找到了我的病的原因，这是子宫切除后的典

型症状之一。此后的两年里，我一直钻在图书馆里，直到成为了这方面的专家。

这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同样切除子宫的女性，她只有二十八岁，切除术后，也是感觉非

常不好。她对我说，医生为什么没有告诉过我这一切?他们只说术后会更好，但真实的情况

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她还说，在事先，我也问过一位同样做过这种手术的女友，我问她，

是会比以前更好吗?她说，是的，是这样的。当我做完了手术，感觉很不好的时候，我再次

问她，她说，她的感觉也很不好。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在事先告诉我实话呢?她说，她不愿说

实话。她不愿独自遭受痛苦，她希望有更多的人和她一样的遭遇。

这时我才发现，有这种经历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在女人被切除子宫和卵巢之后，改

变的不但是性，还有人性。我还见过一个女孩子，只有十八岁，科可以说是个儿童，也被切

除了子宫。她热泪盈眶地说，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一切?她的母亲也曾做过子宫切除，但她

的母亲也告诉她，做过之后会更好。在手术之后，她对母亲说，为什么连你也不告诉我真相?

母亲说，没有人敢说我没有性别了，说我丧失性了。就算我是你的母亲，这也是难以启齿的

事情。这是隐私，你不可能知道真相的。

我知道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事情了，是众多的女性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我要尽我的力量。

我到电视台去宣讲我的主张，我的孩子和我离婚的丈夫，都在看这个节目。我吓得要命，临

进演播室的时候，我一口气吞下了两颗强力镇静剂。

我说，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被阉割的女人，有多少人是清楚地知道将要发生的一切，会

给她们带来怎样深远的影响?医生不喜欢听“阉割”这个词，来描述状态。无论那状态有多么

可怕。这些女人有权利知道将要发生的事件。

我说，不要以为在这个过程中，女医生和过来人的话就可以听。女人伤害起女人来，背

叛起女人来，也许比异性更甚。人性的幽暗在这里会更充分地暴露。

劝你做子宫摘除术的女医生会说，你还要你的子宫干什么?你已经有孩子了，它没有用

了。在这种时候，女医生显示的是自己的权力。她只把子宫看成是一个没用的器官，而不是

把经和你的整个人联系在一起。

在美国，摘除女人的子宫，是医院里一桩庞大的产业。每年，妇女要为此花费出八十亿

美金。这还不算术后长期的激素类用药的费用。可以说，在药厂的利润里，浸着女性子宫的

鲜血。所以，医生与药厂合谋，让我们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诺言，他们不停地说，子宫是没

有用的，切除它，什么都不影响，你会比以前更好。面对着这样的诺言，做过这一手术的女

性，难以有力量说出真相，总以为自己是一个特例。她们只有人云亦云地说：很好，更好。

于是诺言在更大的范畴内播散。

我并不是说子宫切除术和卵巢切除术就不能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在做出

这个对女性有重大影响的决定中，女性有权知道更多，知道全部。

那一万事大吉，我说了很多很多。我都说了。我不后悔，可是我说完之后，我在大街上

走了许久许久，我不敢回家。后来是我的孩子们找到我，他们说，妈妈，你说得很好啊。

我成立了这贺氏基金会，我这里有最新的全面资料。当一个女性要进行子宫和卵巢手术

的时候，可以打电话来咨询。这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完全是无偿的。我还组织全世界丧失子

宫和卵巢的妇女来费城聚会，我们畅谈自己的感受。在普通的人中，你也许会感到自卑，

觉得和别的女人不一样，甚至觉得自己不再是女人了。但克们的聚会里，你会看到这个世界

上，和你一样命运的还有很多人，你就有一种归属感，你会更深刻地感知人性。

热娜一直在说，安妮一直在记录。我们在费城只作短暂的停留，然后就要继续乘火车到

纽约去。各自的午餐都没有时间吃，冷冷地摆在那里，和我们的心境很是匹配。

热娜送我们赶往火车站。分手的时候，她说，我说了很多的话，你几乎没有说什么话。

可我能感受到你是一个善良的人，我现在很会感受人。从当年那个中国医生身上，我就知道

中国有很多善良的人。